游击战役,的多变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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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文献史料的分析与使用的角度对“十六字诀”的形成发展加以考证辨析。朱德在1938年
1月出版的《抗敌的游击战术》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二,在党的文献或经典著作、回忆录、人物传记、口述材料等史料载体中,尤其是遭遇论据间相互矛盾时,如何客观公正判断、合理选择并考量各个论据的准确性和史料价值,如何把直接史料和间接佐证结合起来分析,是考验研究者水平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自1927年“秋收起义”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后,井冈山就成为“井冈山道路”的起点。井冈山道路是武装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打天下,因而怎样打、采用怎样的战略战术便成为军队的根本选择。作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上山之日便开始探索创制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这个战略战术的内核便是着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战术原则。这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诀”战法,曾在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奇迹,使敌人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该战法还被国外很多国家广泛吸纳运用,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文献史料的分析与使用的角度对“十六字诀”的形成发展加以考证辨析。
“十六字诀”系毛泽东首创这一观点在学界较为流行。早在1929年4月5日,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围绕当时闽赣斗争情况以及红军的一些游击战术问题做了总结和阐述。信中指出:红军3年以来采取的战争策略“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毛泽东着作中首次以总结性文字完整表述游击战术的内涵,也是其完整表述第一次见诸党的历史文献当中。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首次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简称为“十六字诀”。1930年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宁都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就贴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巨幅对联。这使广大军民对“十六字诀”的印象非常深刻。
1936年12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重点回顾总结了红军的战斗历程:“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迄今公开的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把“十六字诀”升华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高度的完整表述。而在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64年8月,毛泽东在和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谈话时,亲口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搞军事更是这样。……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一些党和红军高级干部的回忆也多次提到“十六字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朱德在1938年1月出版的《抗敌的游击战术》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还在1950年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军委直属机关纪念建党29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在当时所规定的游击战术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毛主席在发展游击战争中关于战术原则的十六字诀。我们执行了这个十六字诀,不断得到胜利。”彭德怀在1937年11月撰写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陈毅、张令彬、萧克、何长工、张宗逊、陈正人等人,也都有毛泽东首先提出和概括“十六字诀”的类似回忆。
也有一些史料认为“十六字诀”系朱德首创,聂荣臻元帅于1986年12月朱德100周年诞辰之际所专门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开国中将赵镕从1927年初就一直追随朱德,他在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强调:朱德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经常引用。”史沫特莱所着《伟大的道路》中也写道:在红四军统编前的一次井冈山会议上,“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曾任红四军后勤处处长的范树德、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的宛希先等人曾指出朱德提出过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

关键词:战术;毛泽东;敌退我;敌驻我;敌疲我;史料;红军;形成;敌人;游击战

“十六字诀”的创立在毛泽东那里有一个过程。早年投身井冈山革命的老人熊寿祺在回忆中也说:“记得十六字妙诀最初只有四个字,即‘敌进我退’。这是1927年秋初上井冈山时毛委员就提出来的。”当年曾跟随毛泽东创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陈正人在回忆井冈山斗争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时曾这样说:“在遂川时就听到主席提出的游击战争的十六字了,特别到这年的上半年,听得就更具体了。”陈正人还说:“在遂川还听到主席提出的‘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一极其重要的原则。”陈正人、熊寿祺的回忆充分说明,红军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在毛泽东那里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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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确实,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召集并主持井冈山前委和遂川、万安两县县委联席会议时,在会上就提出了“十六字诀”中的十二字,即:“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其具体情形是,在井冈山地区点起“工农武装割据”之火的毛泽东,闻万安暴动已取得胜利,即从遂川派人送信给万安县委,要万安同志到遂川出席井冈山前委和遂、万两县联席会议。会议于1月20日至22日在遂川县城召开,万安县负责人曾天宇、张世熙等11人前往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听取了万安县工作报告,最后对万安县工作作了指示:希望万安同志很好运用“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十二字诀,准备与反动派作战。

此外,还有“十六字诀”系张世熙首创的观点。张世熙是当年中共江西万安县委书记、党的六大代表。1928年7月他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后,在向共产国际所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1928年1月,在万安工农武装占领万安县城后,遭受国民党军大举反攻,而“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因此虽相持半月国民党军对万安农军始终无可奈何。”这一说法与“十六字诀”尽管文字略有差异,但两者的大意和精神实质是基本一样的。
学界关于“十六字诀”形成发展的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学者们是根据各自占有的文献史料分析得出的结论,又由于各自选择的史料和论证的角度方法不尽相同而得出不同结论。基于对文献综合比较的角度分析“十六字诀”的形成发展,应该把握这样两个关键点:
其一,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形成不是一次简单“即兴演讲”或者“一次成型”的短暂行为,它经历了游击战实践—总结经验—理论升华—宣传推广—指导实践—上升为原则的过程,逐渐由浅入深、由不成熟到完善。在形成过程中的表述与完整表述是有差别的,同时也有口头表述和文字记载之分。其二,在党的文献或经典着作、回忆录、人物传记、口述材料等史料载体中,尤其是遭遇论据间相互矛盾时,如何客观公正判断、合理选择并考量各个论据的准确性和史料价值,如何把直接史料和间接佐证结合起来分析,是考验研究者水平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党的文献或经典着作的史料价值比回忆录高,而回忆录又比一般的人物传记要高。
历史情况极其复杂,在当年残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不一定能保存明确细致的文献根据。因此把各种材料综合起来考察分析,相互考证甚至辅以合理的推理都是必要的。“十六字诀”是井冈山根据地游击战经验的提炼并经过集体实践发展创新的结晶。除了中央苏区,当时其他一些苏区的红军将士也都有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类似经验,如贺龙提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徐向前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湘鄂赣边区提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等,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游击战争的一些战略战术。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和朱德的贡献是最主要的,因此《毛泽东传》中作出如下结论:1928年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的朱毛两军会师庆祝大会上,“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这应该也是学界对于“十六字诀”的形成发展最为客观全面的认识。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战术原则。这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诀”战法,曾在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奇迹,使敌人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该战法还被国外很多国家广泛吸纳运用,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文献史料的分析与使用的角度对“十六字诀”的形成发展加以考证辨析。

在井冈山这样特定的环境中,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加具备创造红军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条件。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曾率领赤手空拳的学生军缴过一支全副武装的北洋溃军的械,智谋胆略过人。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他的杰出军事才能便很快显露出来。当秋收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挫折之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停止执行进军长沙的命令并折兵井冈山。虽然他以前未曾指挥过军事,但他刚毅果决,指挥若定,深孚众望,备受起义军的拥戴。毛泽东明白,要在四面都是强大而又凶恶的敌人的政治环境中,使新生的弱小的红色革命政权得以生存、发展,就必然要采取一套不同于常规的特殊作战原则。

  “十六字诀”系毛泽东首创这一观点在学界较为流行。早在1929年4月5日,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围绕当时闽赣斗争情况以及红军的一些游击战术问题做了总结和阐述。信中指出:红军3年以来采取的战争策略“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是毛泽东著作中首次以总结性文字完整表述游击战术的内涵,也是其完整表述第一次见诸党的历史文献当中。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中,首次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简称为“十六字诀”。1930年12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宁都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就贴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巨幅对联。这使广大军民对“十六字诀”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当年在对部队进行军事思想教育时曾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就要“退兵三舍”。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得重新调查。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可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这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

  1936年12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重点回顾总结了红军的战斗历程:“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迄今公开的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把“十六字诀”升华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高度的完整表述。而在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64年8月,毛泽东在和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和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谈话时,亲口说:“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搞军事更是这样。……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可见,只有井冈山才具备这种主客观条件,使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时代造成的社会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决定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只能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个游击战争的中心地带形成,只能在这一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头脑中萌生,并决定其形成、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丰富的过程。

  一些党和红军高级干部的回忆也多次提到“十六字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朱德在1938年1月出版的《抗敌的游击战术》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还在1950年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军委直属机关纪念建党29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在当时所规定的游击战术原则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就是毛主席在发展游击战争中关于战术原则的十六字诀。我们执行了这个十六字诀,不断得到胜利。”彭德怀在1937年11月撰写的《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曾经发明了一个有名的十六字的游击战术原则。”陈毅、张令彬、萧克、何长工、张宗逊、陈正人等人,也都有毛泽东首先提出和概括“十六字诀”的类似回忆。

永利澳门皇宫总站,当年与毛泽东一起战斗,作为井冈山前委成员之一的谭震林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对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形成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井冈山地区地域广大,地形复杂险要,群众条件又好,十分有利于开展人民游击战争。毛泽东所制定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就是在井冈斗争这样特定的条件下,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着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都是当时粉碎敌人3次围攻的多次战斗中,鉴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总结和丰富起来的。

  也有一些史料认为“十六字诀”系朱德首创,聂荣臻元帅于1986年12月朱德100周年诞辰之际所专门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写道:“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开国中将赵镕从1927年初就一直追随朱德,他在公开出版的回忆录中强调:朱德于“1928年5月间,在井冈山一次讨论游击战术时,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一完整的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当即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经常引用。”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中也写道:在红四军统编前的一次井冈山会议上,“朱德把军事战术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一)敌进我退。(二)敌驻我扰。(三)敌疲我打。(四)敌退我追。”曾任红四军后勤处处长的范树德、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的宛希先等人曾指出朱德提出过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

毛泽东不仅是“十六字诀”的创造者,更是实践者。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途中,在芦溪突然与强敌遭遇,不及退避,造成很大损失。后来,到了砻市、茅坪,值湖南敌人因湘桂军阀混战,将反动军队大部调离边界各县,红军就乘虚攻取茶陵。等湖南强敌压境,又退回井冈山,向敌军力量薄弱的江西遂川进攻,打垮反动地主武装,一举攻克遂川。当红军主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赣敌朱培德部1个营在反动地主武装配合下占据了宁冈新城。毛泽东一面指示宁冈、永新等地暴动队、赤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1日数惊,疲惫不堪;一面集中主力回茅坪休整后,深夜急袭新城,次日一战全歼守敌。这些战斗都是运用“十六字诀”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成功战例。其后着名的龙源口战斗,我军先是向西佯攻酃县,诱引不知虚实的赣敌杨池生、杨如轩部深入,而后绕一圈子,突然回师东进宁冈新城,占领新、老七溪岭有利地形,经过一天鏖战,全歼敌1个团,击溃两个团,又乘胜猛追40里,第3次占领了永新县城。还有1928年8月间困敌永新的战斗等,也都证明了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

  此外,还有“十六字诀”系张世熙首创的观点。张世熙是当年中共江西万安县委书记、党的六大代表。1928年7月他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后,在向共产国际所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1928年1月,在万安工农武装占领万安县城后,遭受国民党军大举反攻,而“与敌人搏战的策略是‘坚壁清野,敌来我退,敌走我追,敌驻我扰,敌少我攻’,因此虽相持半月国民党军对万安农军始终无可奈何。”这一说法与“十六字诀”尽管文字略有差异,但两者的大意和精神实质是基本一样的。

  学界关于“十六字诀”形成发展的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学者们是根据各自占有的文献史料分析得出的结论,又由于各自选择的史料和论证的角度方法不尽相同而得出不同结论。基于对文献综合比较的角度分析“十六字诀”的形成发展,应该把握这样两个关键点:

  其一,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形成不是一次简单“即兴演讲”或者“一次成型”的短暂行为,它经历了游击战实践—总结经验—理论升华—宣传推广—指导实践—上升为原则的过程,逐渐由浅入深、由不成熟到完善。在形成过程中的表述与完整表述是有差别的,同时也有口头表述和文字记载之分。其二,在党的文献或经典著作、回忆录、人物传记、口述材料等史料载体中,尤其是遭遇论据间相互矛盾时,如何客观公正判断、合理选择并考量各个论据的准确性和史料价值,如何把直接史料和间接佐证结合起来分析,是考验研究者水平的关键所在。一般而言,党的文献或经典著作的史料价值比回忆录高,而回忆录又比一般的人物传记要高。

  历史情况极其复杂,在当年残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不一定能保存明确细致的文献根据。因此把各种材料综合起来考察分析,相互考证甚至辅以合理的推理都是必要的。“十六字诀”是井冈山根据地游击战经验的提炼并经过集体实践发展创新的结晶。除了中央苏区,当时其他一些苏区的红军将士也都有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类似经验,如贺龙提出的“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徐向前提出的“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湘鄂赣边区提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昼伏夜出,化整为零”等,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游击战争的一些战略战术。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和朱德的贡献是最主要的,因此《毛泽东传(1893—1949)》中作出如下结论:1928年5月4日,在宁冈砻市举行的朱毛两军会师庆祝大会上,“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和毛泽东同志共同概括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就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这应该也是学界对于“十六字诀”的形成发展最为客观全面的认识。

  (作者:牟蕾,系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重点选题项目〔16JDSZK03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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