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果腹的皮带,长征路上红军真的吃皮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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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过草地时吃的皮带(图片来源:新华社)

能充饥的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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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央红军战士魏炳山保存的半截皮带,残存的部分长约55厘米,宽约2.3厘米,厚0.2厘米,呈土黄色,有雕花。这条皮带是中央红军进入草地时,红一军团首长准备用来充饥的皮带。穿越草地期间,部队严重缺粮,广大红军指战员摘野菜、吃皮带坚持行军。当时,红一军团首长在宿营后向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由于刚刚经历了整日行军,到晚间仍然没有见到口粮,他就将自己的皮带交给魏炳山,让魏炳山煮来充饥。

魏炳山1936年参加红军,长征期间是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战士,他把自己身上的三斤炒米分给首长一部分,并将这条皮带暗自保存了下来以纪念与首长的会面,后移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皮带在过草地时是珍贵的“粮食”

长征时期,红军已经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牛皮革制品,如腰带、枪带、皮鼓。此外还有部分生皮制品,如生牛皮鞋。牛皮带是红军装备最多、最普遍的皮制品,于是成为过草地断粮时的首选代食品。

所谓草地,实际上是高原湿地,为泥质沼泽。多年生长的水草盘根错节,覆盖潴水,形成草甸。人和骡马在草地上行走,要脚踏草丛根部沿草甸前进,否则会陷入泥潭。草地区域气候恶劣,雨雪风暴来去无常。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雨季,更加难泥泞难行,中央红军就是在雨季经过草地的。

草地里鸟兽绝迹,人烟荒芜,粮食给养更是无法补充,牛羊皮、皮革制品就成了弥足珍贵的“粮食”。红军总司令朱德还专门指示红四方面军总部供给处军需股股长、开国少将杨以山说“羊子杀了用开水烫,牛皮用火烧、肚肠也要吃掉。”、“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肚肠可不能丢掉,要珍惜每一块牛皮
。”

皮带、机枪带、鼓皮,红军在过草地时都吃过

红军各部队在过草地期间都曾吃过牛皮、皮鞋、皮帽和皮带、鼓皮等皮革制品。长征时任红二军团十八团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余秋里将军曾经回忆,“进入草地之后,红军的后勤给养非常困难,所到之处草根、树皮、植物茎块,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后来,部队开始吃一种长着短刺的野草,那草的刺有毒,用手一碰,像被蝎子蜇了一样疼,吃多了,大小便还会出血。战士们有的把机枪带、皮带煮着吃了,甚至连宣传员背上的鼓,也引起了大家的食欲。”

原红四方面军战士赵洪进也曾撰文回忆描述草地时的艰难境况:“日子一天天过去,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了,粮食吃光了吃马,马吃光了吃野菜,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就吃皮带……

皮带、枪带以及其他军品、机械配件等都是植鞣革,即使用植物中萃取的单宁来鞣制,是环保型皮革,燃烧时不会释放出有毒物质,因此能够食用,鼓皮是将生皮浸入石灰中,也勉强能够入口
,右图这条皮带就植鞣牛皮革制造的。

老红军回忆吃皮带、吃鼓皮、吃牛皮

根据长征亲历者记述,皮带和其他皮革制品主要有烧烤后水煮、火烧后直接食用、水煮三种吃法。

其中,皮带、鼓皮一类的皮革制品经过鞣制,要先用火烧再煮才能使皮质软化。赵洪进曾经把鼓皮烧烤后煮食:“我找了一抱干树枝,点起了火,毅然把‘皮鞋’(山神庙捡到的鼓皮制成)放在火上。它在火里吱吱乱叫……那个湖北同志这时也光着脚挤上前来,把他那双‘皮鞋’扔到熊熊的火里。烧了一会,把鞋拿出来用水洗了洗,用刀刮了刮,然后又放在脸盆里去煮。咕嘟一会,皮子变得又黄又软,不断散发着糊香。一闻到这味,真想一下子把它吞下去。别看这些平时连想一下都要恶心的‘食物’,那时可真宝贵。待‘皮鞋’煮好后,班长用小刀把它切成许多小块,分给班里的同志……

牛皮则可以直接用火烧熟后吃掉,原红六军团模范师政治部技术书记、开国少将朱家胜回忆,牛皮在烧烤时“丝丝的响着,鼓起无数米粒那样的油泡泡。牛油掉在火里,火更旺了,火焰更浓了……”烧好后的牛皮“……焦黄焦黄的。我先用牙咬下一小点,放在口里,像油炸糕似的,一点也不难吃……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医院二班看护员赵连成不仅吃过生牛皮鞋帽,还煮过牛皮汤,“才进入草地的时候……他很高兴地回来,拉着我去看先头部队丢下的一堆牛皮。我们俩把牛皮拉回来……分给每人两块……小的用棕绳穿住绑在脚上,当鞋子;大块的缝成一个带尖的皮帽……可现在,皮鞋、皮帽都吃到肚子里去了……我……就悄悄地爬起来,想给班长煮点牛皮汤喝……汤煮好后,盛在碗里,我端着去喊他……

皮带、牛皮和其他皮革制品虽然可以充饥,但是不易消化,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宣传队在过草地时曾经编唱过一段诙谐的歌谣:“牛皮本是好东西,呦嗨!吃多了就要涨肚皮,好东西,呦嗬嗨!”即使这样不好消化的牛皮腰带,也成了过草地期间的珍馐佳肴,红军战士们在分享“美食”之余,还留下一首《牛皮腰带歌》。

原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十团连政治指导员寇庆延在百岁寿诞时仍然清晰记得歌词,“牛皮腰带三尺长,荒原草地好干粮。一段拿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菜有汤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摘自《红色文化周刊》)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件看似不起眼的“国宝级”文物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它是两株风干了的小草,说明牌上写着:这种高4.5厘米左右的植物,是红军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吃的一种野菜,因开黄花而被红军战士命名为“黄花草”。

  长征路上,红军真的吃皮带吗?

事实上,和我们今天所吃的很多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的野菜不同,“黄花草”具有一定的毒性。一种有毒的野菜为什么会成为红军过草地时的救命食物,并且在今天成为“国宝级”文物,它又见证了一段怎样悲壮的历史……

  答案是肯定的,但红军吃的皮带不是现在经过工业化加工制成的皮带,而是当年农牧民经过简单初加工的皮制品,以及原本就是准备在路上充饥的皮带。这从侧面反映了红军长征的艰辛不易,更折射出红军战胜艰难困苦的决心和意志。

松潘草地,对一路征战、饥寒交迫的红军而言,几乎是一个“死亡陷阱”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工业十分落后,在牧区和农村所使用的皮带大多是没有经过工业化加工,即没有硝皮和缩革等工序,仅经过简单的初加工就使用的皮带。这样的皮带在迫不得已时可以煮了吃。

长征中,红军不仅翻越了多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而且穿越了人迹罕至的茫茫水草地。长征走过的松潘草地,对一路征战、饥寒交迫的红军而言,几乎是一个“死亡陷阱”。

  红军长征经过的川康地区,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特别是为了能够通过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和茫茫水草地,根据先头部队的经验和教训,在过雪山草地前,尽量让每个战士能够带足粮食再出发。

松潘草地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纵横300公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迂回的河道与缓慢的水流,以及盘根错节的水草结成片片草甸,使这里遍布沼泽。

  然而,在环境偏远贫瘠、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加上国民党军的封锁,红军无法筹到足够的粮食,只好能筹到什么就带什么。比如,筹到牛羊宰杀后,不能有一点浪费,除了把牛肉晒成干带上,还把牛皮剪成皮带状晒干后系在腰间,成为特殊的皮带,等粮食吃光了就拿出来吃。吃的方法也很简单,用水把皮带泡软后,放在锅里煮,有盐巴就放点,不管烂与不烂,能充饥就行。

1935年8月,当长征中的红军来到这里时,这里还是人类生命的禁区。

  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两条皮带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苦卓绝。那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和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广才长征过草地时留下的。

由于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正值草地的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软。同时,因为河水暴涨,掉入沼泽、被河水卷走的人就更多了。一位老红军回忆:“草地上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人和牲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一个人陷进去后,援救者如果用力过猛,也会被带入深泥之中。”

  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长征过草地时,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找不到任何食物替代品的情况下,任弼时和警卫员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到锅里煮,每次每人只能分得3小块。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他们却风趣地称为吃“煮牛肉”。走出草地后,他将剩下的半条皮带一直保存着。1938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回延安时,将这半条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清保存。解放后,李少清将其捐赠出来。在这半条皮带上,至今仍清晰地留有当年用刀切割的痕迹。

在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到处是沼泽与泥潭,根本没有路,人们只能踏着草甸前进,一旦有人没踏上草甸,就会掉入泥沼,抢救稍有不及时,便会被沼泽吞没。而在草地上过河更是艰难,在河水冰冷的刺激下,身体虚弱的战士很快就倒下了。

  红四方面军部分官兵曾三过草地,条件极为艰苦。战士周广才曾分得一条作为战利品的皮带。过草地时,6位战友的皮带相继吃完,轮到吃周广才的时,年仅十四五岁的他大哭起来,哀求大家不要吃掉他的战利品。就这样,大家强忍饥饿,没舍得吃这条皮带。为铭记长征的艰难历程,纪念那些与自己生死相依的战友,周广才在皮带背面深情地刻下“长征记”三个字,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直到国家征集文物时才捐了出来。

除了行路难,宿营也难,到了夜晚,战士们只能寻找干一点的地方休息,如果找不到,就只能在泥泞潮湿的草甸上露宿。

松潘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差极大,很多战士都在睡梦中被冻死。但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最难熬的。由于在进草地之前,没能筹集到足够的粮食,在过草地时,每个人都被饥饿和疾病所折磨。

为了战胜饥饿,战士们用野菜代粮。长征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朱德和彭德怀向身边的同志发出“尝百草”的号召。有些战士,为了让更多的战友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不惜“以身试毒”,付出宝贵的生命。毛泽东高度赞扬“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在“尝百草”活动中,总是抢在别人前面,率先品尝。

时任朱总司令警卫班长的张显扬回忆:“有一回,部队在一片水草丰盛的沼泽旁宿营,一个小战士来到水塘旁,突然高兴地叫起来
‘野萝卜!野萝卜’,张思德过来一瞧,不远处长着一丛丛野草,叶子绿,形状跟萝卜叶子差不多。那个小战士兴冲冲地跑过来,拔起一棵就往嘴里送。张思德忙赶上去,一把夺过来,先放到自己的嘴里,细细嚼了嚼,味道又甜又涩。不一会儿,张思德感到有些头昏脑涨,全身无力,紧接着,他肚子一阵绞痛,大口呕吐起来。他急忙对小战士说,这草有毒,快,快告诉……没等把话说完,张思德就摔倒失去了知觉。半个小时后,张思德慢慢醒来,模模糊糊地看见小战士端着瓷缸蹲在跟前,他急忙说,不要管我,快去告诉其他同志。”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录中说,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煮过马鞍,煮过自己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

在红军长征初期,红军还有些干粮,但在过草地的时候,只有随身携带的一些青稞麦,战士们都要一粒一粒数着吃。青稞麦既吃不饱,又不容易消化,但即使这样,有总比没有要强。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费尽全力找来能够吃的东西,这些吃的东西是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

在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写的长征日记中,这位1935年参加长征、曾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将领,记载了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之后,共同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艰苦历程。日记里描述了红军过草地前后筹粮、缺粮的情景。

1936年7月23日,日记记载:十七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革、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张子意日记中所提到的皮革,如今也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这件破旧的高10.7厘米、直径26厘米的民族风格皮鼓,上面写着“四川省马尔康卓克基”9个清晰可辨的红色字,它也是一件珍贵的长征文物。卓克基,藏语意为“至高圣洁”之地,是当时西康省的一个藏族同胞集聚区。

在皮鼓面上有一块明显的缺损,是因为过草地时,饥饿的红军战士不得不将皮鼓面割下一块吃掉充饥了。而皮鼓上的皮,即使用水煮过之后,仍然是又硬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吃皮革的故事中,还有任弼时。当草地中的野菜、草根、树皮都采集完后,为了充饥,任弼时想到了吃皮带。他和警卫员拿小刀将皮带切成若干段,然后再将其烧焦、刀刮和水煮,每次每人只能吃3小段。虽然味道难闻,他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

1938年,任弼时准备回延安,然后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临行前,在山西省太行山区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他将这段皮带交给警卫员李少清保存,并语重心长地说:“留下皮带,以后还要吃呀!”李少清一直牢记着这意味深长的话语,并将这段皮带带在身边。1978年9月,李少清将这段见证着长征艰苦岁月的皮带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段过草地时没有吃完的皮带,至今上面仍保留着被切割过的痕迹。

类似的事情在战士们的回忆中,比比皆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煮过马鞍,煮过自己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由于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很多人饮用后,会有剧烈的腹痛和急性痢疾,因此很多人倒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聂荣臻在回忆过草地的那段日子时,曾说道:“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饥一顿、饱一顿;走起来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沓、水渍渍。多少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倒下去了。”

有一定毒性的“黄花草”,因为食用后不会有生命危险,被迫成为战士们充饥的选择

在长征中,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这四位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革命老人被称为长征四老。事实上,红军队伍里还有一个人的年纪与他们相差无几,他就是朱德。朱德的长征之路比许多人多了五千公里,光是草地,他就过了三次。

对于红军总司令朱德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来说,草地上的磨难远不止刘英回忆的七个昼夜。他们三次过草地,时间长达一个多月,在漫长的时间里,朱德和红军战士们的食物问题是最难解决的。

1936年早春,为接应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北上会师,朱德带领着红四方面军,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停留了4个月。在这期间,朱德不但要解决数万红军战士的粮食问题,还要为红军过草地做准备。

恶劣的自然条件练就了朱德超强的野外生存能力。早在第一次过草地之前,他就曾经把自己珍藏多年的野菜标本贡献出来,举办了一个野菜培训班,告诉大家野菜的识别方法与食用方法。

朱德专门请教当地百姓,询问高原上有哪些可以吃的野菜,在了解到野菜名字和外形后,他立刻借来铲刀、提篓和口袋,带领由炊事员和警卫员组成小组去野外挖野菜。很快,野菜小组就找到了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等十几种可以食用的野菜。随后朱德把怎么辨别野菜的知识在部队中推广,并把大家找到的60多种野菜整理好,在红军大学临时设置的操场上举办了一次野菜展览会,让战士们排队依次参观这些奇形怪状的食物,学习辨别什么样的野菜能吃,什么样的不能吃。

为了更好地组织挖野菜,红军还成立了一个野菜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由朱德领导,还有老农也有医生。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中,搜寻一切可以吃的东西,还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下发到连队。

既然朱德已经教大家辨识野菜和毒草了,为什么红军还吃有毒的“黄花草”呢?

草地中的野菜是有限的,前面的部队把可以吃的野菜都挖光了,后面的部队再找到能吃的野菜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这一次过草地的难度比前两次的难度更大,许多战士因误食毒蘑、毒草而死,仅在1936年7月22日的夜晚,就有140人在饥寒中牺牲了。

永利澳门皇宫总站,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同志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却倒在了草地里。据史料统计,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

这种开着黄花的小草,虽然食用后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有一定的毒性,会让人感觉四肢无力。战士们先将它放在水中煮沸,减弱毒性后将水倒掉,再放清水煮,吃起来有点苦味,吃后肚子有些胀,拉绿水,手脚也会有些肿。就这样,有毒的“黄花草”被迫成为战士们充饥的选择。

1936年7月1日,红四方面军第31军93师274团干事刘毅随部队第三次过草地到达葛曲河畔。那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日,开完庆祝会后,刘毅和几个战友一起采了“黄花草”充饥,并特意留下两株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盒中珍藏。

1936年8月,他随红四方面军成功走出草地。不久,为宣传抗战,刘毅来到了陕西省三原中学向同学们讲述红军长征历尽的艰难险阻,并且请学生来品尝“黄花草”。

1975年10月,为了纪念红军长征40周年,刘毅将自己珍藏了近40年的两株野菜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并附上说明:“这两株野菜是我跟随毛主席长征在葛曲河畔草原,纪念党的生日十五周年散会后,同战友采来充饥的。我将它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战友中,有的为党为人民光荣地饿死、冻死、战死在草地、雪山,有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两株野菜伴随我行军作战革命40年,鼓励我艰苦奋斗、转战南北,在困难中不忘长征,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不忘毛主席在长征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艰苦的草地行军,磨炼了红军将士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培养了他们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了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增进了官兵之间兄弟般的情谊。这两株看似不起眼的野菜标本,见证了红军过草地时的那段艰苦岁月,每当参观者看到它们时,都会被红军指战员为了革命信念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杨海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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